目的还是希望华为继续踏踏实实地做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劳动者收入 。 中国100元GDP中劳动者所得从53元降到了48元 在中国经济中，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是高还是低呢？ 笔者最近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刘霖林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研究员王红领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如果按照各省的一次分配比重进行平均，那么得出的结论将更加突出。与此相关的是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普通）劳动者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谈判权下降，以至于劳动者取得利润分红的能力不断下降。这两个话题都与一个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关，那就是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的劳动者收入比重。同时，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而一个劳动者收入比重较低的社会中，工薪阶层收入会低于资本收入者阶层，这样的社会往往是收入差距较大的社会。
分析一国经济中劳动者收入比重的高低，对于分析一国经济的运行具有直接的意义。但是，从1996到2005年的下降趋势仍然值得关注。当然，不少人会对评级公司能否提供公正的、独立的评级表示怀疑。
广州、浙江、广西等地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我的看法是，通过发展市政债市场和一系列配套改革，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可以硬化的，而且这些改革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可行性。以巴西的财政责任法为例，该法规定市政府公共债务余额不得超过经常性财政收入的120%，并明确规定了对违反财政责任法的官员的具体惩罚条款（包括坐牢）。我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一书中专门写了关于此模型的一章，从技术上来讲并不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马骏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6月9日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进入 马骏（央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债 地方政府预算约束 。有关部门可以将预测模型做成模板，对地方政府进行培训，就可以操作。
应该要求独立发债的地方政府编制滚动预算，并做中长期的债务可持续性预测。在地方债（市政债）的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过程中，都要产生对地方政府提高透明度的压力。另外，评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政债的融资成本。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都经历过地方政府预算约束逐步硬化的过程。
最近，也已经有民间的研究机构开始为地方政府提供债务可持续分析的技术帮助。这项工作在国外已经是标准的财政分析，可以将现行政策导致的未来债务压力显性化，从而增加对当前负债的约束力。这些情况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在加强自我约束方面正在做比较严肃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市场机制已经在发生作用了。
我十几年前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曾带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小组与财政部合作研究了一个中国地方财政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当时没有公开用，但参与设计的实际经验表明，搞这么一个指标体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一个典型的预警体制是，上级政府根据风险指标，将下级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分类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我上个月在上海论坛上讲了，可以从八个方面来硬化预算约束，这里我不详细重复，但简单说几个要点和回应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红灯区是接近危机的地方政府，上级需要强力干预，包括撤换其主管财政的官员, 并禁止举债。
一、 关于立法规定地方债务上限。去年以来，我国的一些省市也发布了对本级或下级政府负债的上限规定。比如，巴西在2000年之前，曾经由于地方债务问题多次爆发危机并波及银行，全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断上升。许多国企上市之后，透明度上升，其预算约束虽然仍有欠缺，但比80年代有了明显改善。比如，在发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面对投资者的路演、二级市场价格波动时市场要求地方政府解释原因等等，都是债券市场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具体机制。这些例子表明，预算约束是可以通过改革得到硬化的。
关于这种预警体制所涉及的指标，从国际经验来看，可以包括债务率、偿债率以及与应付款、财政赤字、流动性资产相关的指标等。黄灯区为有风险的地方政府，上级给予警告。
国外的普遍做法是通过在全国或地方层面的立法规定地方债务上限。比如，监管部门应该比较严格地控制评级公司的资质，要求评级公司在评级流程、方法和结果披露方面增加透明度，对披露不达到规范的做法要有惩罚的措施，对可能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形要有较细致的监管办法。
能否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是是否应该允许地方独立发债的决定因素之一。我认为，总的口径可以参考审计署对地方负债的调查口径，政府资产的口径的确定应该考虑可变现性，暂时可以不考虑难以变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二、 关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对这个问题，也要从动态的、改革的角度来看。总体来说，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可以由一组十分具体的、可操作的改革来实现的。六、 关于债务可持续性预测。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也可以看到，80年代多数国有企业都面临严重的软预算约束，依赖政府补贴过日子。我带的研究团队在2010-12年试编过国家和地方的资产负债表，难度稍大的问题包括资产负债表的口径问题和资产估值问题，但都不是解决不了的
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然而从2013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却突然出现了钱荒的怪事。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
但若出手过重，则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资产价格上升、国进民退……)又将重新上演。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政府若不出手而任由经济下滑，那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节目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中国经济政治学的背景下，经济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依靠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接受社会乃至政治的不稳定。
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最近十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资银行或经济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继而引起各国关注，最后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共识、趋势甚至政策取向。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急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2013年6月起，人们就不断听到一种叫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问题的关键是：其间的度到底在哪里？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